《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11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地位及现实意义 作者：王勇 来源：《神州·下旬刊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11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地位及现实意义作者：王勇
来源：《神州·下旬刊》2019年第08期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座谈会。在5月2日的第一次大会上，毛泽东发表《引言》，5月23日第三次大会上，毛泽东做了《结论》，《引言》和《结论》，合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它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讲话》的历史地位
一、确立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的方针，推动了解放区文艺工作蓬勃发展
延安文艺座谈会和《讲话》，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按照《讲话》精神，他们深入农村、工厂、部队，坚持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开展了大规模群众性文艺活动，创作出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比如大型新歌剧《白毛女》，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1943年春节开始的延安新秧歌、秧歌剧运动，涌现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平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等优秀作品。
二、扩大了党在国统区、沦陷区进步文艺工作者中的影响
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以摘录和摘要形式刊登《讲话》主要内容。4月，郭沫若在重庆召开座谈会，介绍、学习《讲话》精神，并发表多篇文章，号召进步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言语、习惯，一切喜怒哀乐的外形和内心，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复到人民的主位”。上海、香港等地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纷纷表示，《讲话》将会对自己的创作思想产生指导作用。
三、奠定了党的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基础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讲话》精神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化艺术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确定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强调，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江泽民同志强调，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篇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引言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1]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拼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
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
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
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硫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出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出造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
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矾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结论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
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容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工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
一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2]。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3]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
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4]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
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他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
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5]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二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
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认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
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拙，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6]。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
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7]，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8]，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止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止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于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
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
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共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9]，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
三
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10]。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臵，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
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四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
这里所说的好环，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
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
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
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
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看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
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
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五
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
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他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11]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
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像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12]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13]，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14]，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注释
[1]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实践论》注[6]。
[2]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
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劲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页）
[3]梁实秋（一九○三——一九八七），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任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见《三
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195一212页）
[4]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张资平（一八九三——一九五九），广东梅县人。他写过很多小说，曾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兼任教职。周作人、张资平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后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
[5]见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238页）。
[6]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
[7]?小放牛?是中国一出传统的小歌舞剧。全剧只有两个角色，男角是牧童，女角是乡村小姑娘，以互相对唱的方式表现剧的内容。抗日战争初期，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利用这个歌舞剧的形式，变动其原来的词句，宣传抗日，一时颇为流行。
[8]?人、手、口、刀、牛、羊?是笔画比较简单的汉字，旧时一些小学国语读本把这几个字编在第一册的最初几课里。
[9]?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是公元前三世纪楚国的歌曲。?阳春白雪?是供少数人欣赏的较高级的歌曲；?下里巴人?是流传很广的民间歌曲。《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记载一个故事，说有
人在楚都唱歌，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属而和者（跟着唱的），不过数十人?；但唱?下里巴人?时，?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10]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11]亭子间是上海里弄房子中的一种小房间，位臵在房子后部的楼梯中侧，狭小黑暗，因此租金比较低廉。解放以前，贫苦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机关小职员，多半租这种房间居住。
[12]见本书第二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注[3]。
[13]法捷耶夫（一九○一——一九五六），苏联名作家。他所作的小说《毁灭》于一九二七年出版，内容是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由苏联远东滨海边区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游击队同国内反革命白卫军以及日本武装干涉军进行斗争的故事。这部小说曾由鲁迅译为汉文。
[14]见鲁迅《集外集〃自嘲》（《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篇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抗战时期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及学习方法的会议讲话..在我看来;它阐述了关于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创作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即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中华民族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我们的文艺创作应该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代表他们的意志..
然后是态度问题..是正面的歌颂、还是反面的暴露;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既有赞扬;又有批评;主张积极抗战的赞成;消极抗战的就批评;反对抗战的那就要坚决反对..对人民群众、人民军队和人民的劳动;我们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需要耐心地教育;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这个改造过程..文艺作品应该使他们团结、进步、同心同德;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先进的东西..
关于工作对象问题..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对象是工农兵以及干部..因此文艺工作者首先要了解和熟悉他们;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这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甚至痛苦的磨练..
关于学习方法问题..要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即研究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学习社会就是要研究社会各阶层的状况;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文艺工作者把这些弄清楚了;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关于为哪些人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但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里还有不少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因此要与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改造自己的思想..人民的生活是最自然、也是最生动、最丰富的东西;它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的唯一源泉..文艺作品可以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能使人民群众惊醒、振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有了这样的文艺;这个任务就能更快地完成..文艺只有在人民大众可接受的普及基础上提高;文艺工作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篇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三重经典意义【内容提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文献，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的重要经典之一。其经典性或经典意义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讲话》在确认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文艺理论观念的基础上，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革命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文艺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丰富与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二，《讲话》从实践层面上确立了党的文艺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不仅在当时统一了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国进步文艺界的认识，为进步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方向，而且对此后70年来中国文艺的发展产生了最权威性的影响，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文艺事业、指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法典，新时期以来党在文艺工作方面一系列新的提法和观念是对《讲话》基本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其三，《讲话》的经典性还表现在，它的产生本身典型性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最为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即理论与实际或现实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对当代的文艺理论研究来说，如何富有成效地实践这个方法论原则，依然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而《讲话》则依然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的光辉范例。
【关键词】毛泽东
《讲话》
经典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不仅是毛泽东文艺思想
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为核心的理论文献，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的重要经典之一，对此，国内学界一般是无人否定的。然而，《讲话》的经典性或者说经典意义究竟何在呢？这对许多人来说，可能还是一个未被深究过的问题，即使对那些对此有所思考的人来说，给出的答案也是各不相同的，不能使我们形成一个清晰明了的认识。在《讲话》发表70年后的今天，为了中国当代文艺更加健康繁荣的发展，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具时代特质的理论创新，认真思考并深入研讨《讲话》的经典意义，无疑是一项富有价值的工作，同时这种思考和研讨也是对于《讲话》的最好纪念。
一
作为一个理论文本，《讲话》的经典意义首先体现在文艺基本问题的理论创新方面。其理论创新，概而言之，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在确认文艺的观念形态即意识形态性质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文艺理论观念的基础上，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革命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文艺问题，并围绕这些问题对文艺为人民服务中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创作中源与流的关系、继承与革新的关系、生活美与艺术美的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歌颂与暴露的关系，文艺批评中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以及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等等，作了丰富多面的阐发。
文艺是植根于一定的社会生活之上，反映并作用于社会生活的社会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一观点自上世纪20年代后期伴随着革命文艺的兴起而逐渐地传入中国并被左翼文艺界所接受。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里，毛泽东首次明确地讲到：“一定的文
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663～664；“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694。在《讲话》里，毛泽东又将对文化性质的一般性认识具体延伸到文艺领域，强调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2]860这两段引文中的“观念形态”均为“意识形态”的另一种中文译法。对文艺基本性质的这一确认，在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和文艺观念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不仅在当时结束了《讲话》中所批评的抽象“人性论”或“人类之爱”等唯心论文艺观对进步作家文艺创作的干扰和侵袭，从基本文艺观念上统一了左翼文艺家的头脑，而且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广理论内涵。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既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自然就有一个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而社会生活的创造主体是人民大众，因而也就存在一个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在社会生活的进程中包含着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因素、革命力量及其革命活动，也包含着这些因素、力量与活动的反面以及与正反力量利益争斗相关的政治问题，由此便有了文艺与革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可见，《讲话》的理论论述是有其内在思想逻辑的。
应该说，以上三个方面的文艺基本理论问题，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中均已提出过，并有所阐发，《讲话》的经典性，不仅在于一般性地再次提出和强调了这些问题，更在于其论述处处闪烁着基于新的时代境遇和艺术体认的思想智慧。关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讲话》依据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理论，一方面阐明了作为生活之反映的文艺对于被反映的社会生活的依赖关系，强调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2]860，不能用对古人和外国人过去的优秀文艺遗产的继承和借鉴替代自己基于生活源泉基础上的文艺创造，这种继承和借鉴虽然也很有益，但却不是源而是流，不能以
流代源；另一方面又指出文艺对生活的反映是能动的反映，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比起现实生活中的美来，文艺属于更高的审美形态，“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2]861。至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毛泽东视之为“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并明确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2]853就“为群众的问题”而言，《讲话》基于当时的形势，鲜明地提出了革命文艺应该为中华民族的最广大部分，也就是为包括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主张。鉴于工农兵的历史地位和革命性质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自身弱点和局限，毛泽东一方面强调革命文艺的中心必须放在工农兵身上，“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2]863，另一方面基于当时多数作家熟悉小资产阶级而不熟悉工农兵生活的具体情况，要求作家必须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逐渐地转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从而创造出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来。而关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毛泽东着重论述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他针对左翼文学运动兴起之后关于文艺“大众化”讨论中以及在延安的文艺运动中有些同志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而不适当地太过强调了提高的偏向，指出在当时的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人民群众第一步的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但是普及与提高又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应该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把“向工农兵普及”与“从工农兵提高”两个方面有机统一起来。而关于文艺与革命的关系，《讲话》主要是从文艺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和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革命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一理论和实践前提出发，论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强调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认为“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2]866；二是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
于政治的主张，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翻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2]866，反对将政治与艺术分离开来的二元论或多元论，认为基于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的革命文艺能够做到文艺的政治性与真实性的完全一致，并明确地提出了革命文艺的要求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2]869～870。《讲话》对以上各方面理论问题的论述和阐发，其系统集中和深刻辩证的程度是此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文本未曾有过的。尤其是其中关于文艺与人民关系的思想，可以说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建构起了以人民为本位的艺术接受观，不仅时间上比此后在西方兴起的接受美学理论要早，在内容上比起将读者虚拟化的西方接受美学来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这里，需要特别对《讲话》里文艺与革命、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有关主张和论述做一点辩说。进步的文艺应该成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革命政治服务，这是从马克思到列宁的经典文论家一贯的主张，在民族抗战正处于最艰难时期的1942年，作为当时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开展民族解放斗争的共产党的领导人，代表党中央宣讲文艺方针和文艺政策，毛泽东申明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不仅在理论上是顺理成章的，就其现实语境而言，也是有其具体的针对性和迫切的现实需要性的。就当时的形势和毛泽东的身份来说，他不讲文艺为革命政治服务而大讲艺术独立、艺术至上，或同意有些作家所主张的艺术与政治并行，甚至是艺术与抗战无关论，反倒是匪夷所思的。而且，尽管毛泽东关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之类的提法在表述上不甚科学，但他绝不轻视艺术性，如上所述他是主张政治与艺术的统一论而反对政治与艺术相分离的二元论或多元论的。在提出自己的统一论要求之后，毛泽东明确指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
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2]870在1942年5月28日中央学习组会上所作报告中，毛泽东再次谈到了延安文艺界在思想倾向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之后，又特别指出：“现在强调革命性，就把文学艺术的革命性所需要的艺术形态也不要了，这又是一种偏向??没有艺术性，那就不叫做文学，不叫做艺术。??不注重艺术形式的问题，只注重作品的政治内容，这就把艺术与其他东西的区别取消了。说艺术无需乎带有什么特殊性，它在革命工作中也不是特殊部门，这种看法同样是一种偏向。”[3]428～429因此，在反思《讲话》中有关艺术与政治关系的论说时，应该秉持一种历史地理解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以往的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上走入极端，发生了以政治代替文艺，甚至把文艺当成政治斗争工具的种种情况，给文艺事业造成伤害甚至灾难，这不能说与毛泽东关于政治标准第一的论断和论说毫无关系，为避免历史的错误重演，对此加以反思和矫正，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替代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论断和口号，是极有必要的。但像有人那样在反思毛泽东文艺思想时硬要说毛泽东以政治取代审美、不讲艺术性，则是不很公允的。同时，将这种反思引向完全否定和取消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认为艺术与政治全然无关，这在国内乃至全球范围内仍然存在着政治、有时是激烈利益冲突的政治斗争的当代语境下，也是有违事实的。今天，规定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本身就包含着政治上的要求，对有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家来说，思想深处里政治这根弦依然是不可以完全放松的，对政治问题的敏感，保持政治立场的正确性，从政治的角度观察和评判社会与人生，依然是优秀的文艺家和文艺作品应须具备的一种可贵品质。放眼世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绝大多数论者，甚至许多其他西方学者，都是极为关注艺术与政治关系问题的。
二
《讲话》对一系列基本文艺理论问题的深刻阐发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与拓展，而且从实践层面上确立了党的文艺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对此后70年来中国文艺的发展产生了最具权威性的重大影响，这是《讲话》经典性的另一个重要体现。
《讲话》在实践层面上的指导意义首先表现在统一了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国进步文艺界的认识，为当时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上半叶，尽管中国文艺界也先后发生了革命文学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有过关于文艺的阶级性和文艺的大众化等等问题的论战和讨论，但那基本上都是发生于国民党统治区，处于弱小和被围剿之中的解放区首要考虑的还是如何壮大自己的武装队伍以求得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对“武”的重视远远大于、多于对“文”的关切，诚如毛泽东1936年11月22日在延安保安县(现名志丹县)召开的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演中所指出的：“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过去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我们过去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4]3虽然在这次讲演中，毛泽东说是“要文武双全”，并且在此后的一些报告、电报、题词中就文艺工作发表了一些重要主张和意见，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有关问题，提出并阐述了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新文化建设方略，但是直到《讲话》之前，中国共产党还没有一个系统、权威的关于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期间，萧军在听取了毛泽东5月2日的讲话之后于6日所写的《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一文中，曾就边区党的文艺工作提出了多条建议，其中即有这样两条：“由党或行政方面对各方加以解释，使知道：作家的任务，他们对革命的用处，他们的特殊性”；“可能时应
制定一种‘文艺政策’，大致规定共产党目前文艺方向，以及和其他党派作家的明确关系”[5]331。这说明在延安进步文艺界的心目中，当时我党的文艺方针和文艺政策并不明了。座谈会结束几天之后，毛泽东5月28日于中央学习组会上所作报告中，也坦率承认：“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已经有了，但是对于文学艺术工作，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很好的决定。”[3]425由此，当时的延安文艺界在基本文艺观念和文艺主张上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看法和见解，包括一些错误的观点，也就不足为怪了。《讲话》不仅从正面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重大问题，明确了我党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基本文艺方针，而且以此为基础和前提并结合延安当时的具体情况，对倾向性地存在于文艺家头脑中的抽象“人性论”、“人类之爱”等唯心论文艺观以及各种糊涂观念作了批评，其现实针对性是非常明显的，而其统一认识的功效也是极为显著的。我们知道，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以及毛泽东、朱德、陈云、凯丰等时任中央领导的有关讲话、报告，是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中央高层有意组织的，座谈会召开之后，广大文艺家纷纷要求下乡，大量采用民间形式，采用广大群众能听得懂看得懂的形式，创作出一大批接近群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作品，展示出延安文艺界的新气象，同时《讲话》的思想和观点以及延安文艺界的新气象也传播到全国各地，推动了全国进步文艺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的接受。由此可见，《讲话》在当时的确起到了整顿文艺队伍、统一思想认识的作用。
《讲话》在实践层面上的指导意义不独体现于当时，在此后的岁月中，无论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年代，还是建国之后的和平与建设时期，它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文艺事业、指导文艺工作最为重要的法典。《讲话》于1943年10月19日正式发表在《解放日报》上，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正式作出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方针的决定》，该决定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十月十九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
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6]50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于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再次确定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为全国文艺运动的总方向。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的第二部分“文艺方面的几个问题”里专门讲了“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说这个口号大家都赞成，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实现，这就是说毛泽东过去在延安提出的文艺方针不仅没有变，现在还要贯彻到全国范围中去。周扬代表解放区文艺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大会报告里，不仅结合解放区的文艺创作成就阐释了《讲话》的基本精神，而且提出要把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确立为“新中国的文艺方向”。新时期以来，尽管文艺所面临的客观形势和发展条件与此前尤其是处于民族存亡的抗战年代有了很大的不同，特别是近一二十年，在全球化的文化互动语境中，文艺家的视野、心态和创作观念、艺术方法的选择等等越来越趋于开放、自由、多样，已不再能够定于一尊、统于一律，但《讲话》的基本精神、基本观念并没有因之过时，在现实的文艺进程中依然散发着强大的生命活力。新时期伊始，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里明确提出“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的论断，论述了“人民需要文艺，艺术更需要人民”的道理[7]181,183，这个《祝辞》是新时期党的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之一，其在文艺与人民关系问题上的论述不仅与《讲话》所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一脉相承，而且是对《讲话》思想的深化和进一步强化；此外，党中央一再倡导的“深入群众、深入生活”[8]6，“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9]6，是《讲话》关于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思想的具体化，为新时期文艺家融入时代生活、溶入人民情怀，创作出富有时代风貌、当代气息的文艺作品，指明了途径。在当代文艺创作中，不仅经历着时代风雨、浸润着《讲话》精神成长起来的老一代革命文艺家依然将《讲话》视为自己的精神“圣经”或创作宝典，即使是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中青年文艺家，也在以他们新的创作成就印证着《讲话》的真理性，践行着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神圣职责。就对中国现当代文艺实践的影响广度和深度来说，迄今尚没有另外一个理论文本能够与《讲话》相媲美，《讲话》的思想和精神历久弥新，依然光芒四射。
三
除去理论上的创新和在现实文艺运动中的权威指导地位之外，《讲话》的经典性还表现在，它的产生本身典型性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最为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即理论与实际或现实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一点，在以往的研讨中，人们往往予以忽视。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主要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正确的理论认识和观点来自于现实生活实践，这是从理论的来源和生成角度来说；其二是正确的理论认识和观点还应该回到现实生活实践之中接受检验并指导实践，这是从理论的发展和作用角度来说。前面关于《讲话》在其后中国文艺发展中的权威指导地位以及新时期对《讲话》精神的发展和一些提法上的修正，正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第二方面含义的精髓，不再细论，这里仅从第一方面含义的角度将《讲话》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法论的创造性实践略加申论。《讲话》对基本文艺理论问题和理论关系的论述与阐发，尽管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脉相承，但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的简单照搬和抽象宣讲，不是单纯由经典作家的既成文本中伸手拿来的，事实上毛泽东历来最反对本
本主义、教条主义。据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有的作家曾引经据典大谈文艺定义问题一个多小时，对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毛泽东是不赞成的，在5月23日的总结讲话中，他一开场就明确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2]853我们知道，早在1937年7月所作的《实践论》一文中，毛泽东就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对认识和实践亦即知和行的关系作了辩证的阐发，提出了“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需再回到实践去”[10]292的科学认识论，解决了真理性认识的来源和认识的能动作用问题。毛泽东《讲话》中的上边这段话，可以说是辩证唯物主义科学认识论在文艺理论研究上的一个延伸，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方法论的一个经典性的表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进行期间，毛泽东本人是充分践行了他所提出的这个方法论原则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一次文艺整风，而整风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大都来自于国统区，有革命热情却又自身存在着种种缺点和局限性，因而发生了种种与革命不很协调甚至对革命不利的混乱现象，如文艺观上的错误和糊涂，文艺创作上对延安消极面的过于关注和批评，文艺教育上的关门提高，文艺队伍中的宗派主义等等。从1941年下半年与萧军等一些延安作家的交往中，毛泽东就已经敏锐地发现和掌握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不良苗头，为了克服这些苗头及其所引生的种种混乱现象，提高和统一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认识，使文艺更好地为革命事业服务，也使文艺自身得到更好的发展，毛泽东和党中央才决定开展整风活动。为了开好座谈会，使讲话更具有针对性、指导性，毛泽东在座谈会之前，先后通过通信和当面交谈的方式，从欧阳山、草明、艾青、萧军、何其芳、丁玲、刘白羽、罗烽等十多位作
家那里详细了解了文艺家们对文艺问题的想法和看法，并特别请欧阳山、草明、艾青等人为他搜集正反两方面的材料，在座谈会期间又认真听取了一些作家的发言[11，12]。这些充分的调研工作使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有了真实客观的了解，从而为《讲话》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讲话》就是根据延安文艺面临着的客观形势和实际状况，而对文艺运动的方针和政策作出规定，对当时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作出评判的。
自1920年代后期传入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直是作为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的主导性建构力量而存在的，对中国现代性文艺理论和新文艺的发展起到了思想指导的作用，其历史的功绩不可抹杀。但是，如若加以深入的反思则不难发现，长期以来，中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守持较为突出，而发展、创新却不尽如人意。这种状况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就研究者自身而言，对经典作家的理论观点的研究、运用和发挥用力甚多，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则关注不多，是重要原因之一。过去，人们也时常提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但往往把这种结合搞成在批评和研究论著中引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和言论之后，再列举一些中外文学和艺术的实例加以说明，这其实是一种很肤浅的做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所真正要求的，充其量只是证明了先前理论观点的正确或自己的理论言说有所依据，却无助于新观念、新学说、新理论的创造。可以说，尽管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种理论和思潮相比最具优秀的一个方面，但对方法论的研究和重视却恰恰是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至为薄弱的一个方面。新时期之后的1980年代中期之所以能够形成包括美学、文艺学在内的理论研究方法论热潮，固然与改革开放后国外新思潮、新观念、新方法的涌入和冲击有关，但与我们自身长期以来方法论研究的缺失以及基于科学的方法形成理论创新的不足也有很大关系。因此，当时方法论热的兴起有其必然性，而且也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其成效在于：促成了学
术研究者方法论意识的自觉，推进了研究方法的多元和多样化，并间接带来了理论观念的多元和多样化。然而，现在看来，当时的方法论热也存在两方面的严重问题和不足：其一是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只要运用新的方法自然就会带来观念的变革和创新，因此一味追求新方法的使用，为方法而方法，将理论研究变成了外来时髦方法的模仿秀、表演秀，哗众取宠，华而不实；其二，更重要的是，在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方法秀场所形成的眩惑氛围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现实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因其不够新潮而被一些人淡化了、遗忘了。上述的问题和不足，尤其是后一个方面，直接导致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后果，就是虽然研究者们比之以往更加充满了创新的激情与渴望，但值得一数的理论创新成果却不是很多，方法论热并没有像一些人预期的那样带来观念的大变革和理论研究的大收获。事实上，就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来说，经典文论家的思想和观点只是当代理论创新的出发点，但并不是或主要不是理论创新的生长点，当代理论创新的生长点只能是当今文艺发展的现实实践。只有面向当代文艺发展的客观事实、现实语境，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性的观点和方法指导之下，从中观察、发现和思考、研究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新趋向，从中提炼出新的观点，发展出新的学说，这才是真正的理论创新，也才会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由经典形态向当代形态的转化和提升。从方法论上说，这就叫做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当代的文艺理论研究来说，如何富有成效地实践这个方法论原则，仍然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而《讲话》则依然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的范例，这或许是《讲话》的经典意义在今天更值得我们领会和重视的一个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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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篇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当代意义作者：钟海林
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2019年第10期
钟海林［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摘
要：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来整理发表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第一，《讲话》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第二，《讲话》体现了人民性；第三，《讲话》体现了价值重估的精神；第四，《讲话》重视民间文艺。《讲话》的丰富内涵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挖掘。
关键词：《讲话》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人民性
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来整理发表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文艺界、思想界、军事界、政治界的大事，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其意义和影响不可估量。
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国际方面，德国法西斯吞并了大半个欧洲，并对苏联进行全面入侵。日本帝国主义猖獗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并同时大面积侵华。为了克服困难，集中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进行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从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加强根据地建设。此时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整风运动的标志。《讲话》是对当时延安的各种思想的整合，是文艺方针，也是军事方针。历史证明《讲话》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终于建立新中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主权国家。这一切说明《讲话》的预见性和正确性。《讲话》中蕴含的伟大思想，对当代社会仍有重大的意义。
一、《讲话》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军事方面，他提出“从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最终取得了胜利。在文艺政策方面，他发表的《讲话》整合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使得精英化的知识分子重新审视自己，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为革命的胜利做出贡献。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结合延安和中国革命文艺的实际，制定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我国革命文艺奠定了基本理论和美学原则，不仅是文艺观、文化观的教科书，而且是人生观、方法论和建党学说的重要论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科学的系统的多方面的大发展。”
《讲话》不只在中国文艺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还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深远意义。20世纪30年代，是“红色”的3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左翼”文艺运动，但是这一运动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挫折，而唯有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由上海转移到延安后，《讲话》对左翼文艺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在《讲话》引领下的“延安文艺”却是成功的。这种成功使得中国的左翼文艺与其他国家的左翼文艺乃至整体上的文艺不同。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就能成功呢？“正因为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有着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独特经验，所以在理论与实践上我们也会遇到或提出新的命题，如民族形式与‘大众化’问题等。这些问题，在中国不仅提出了这些命题，而且在理论与实践上做出了自己的探索。在这样的探索中，折射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心灵史、生命史，现在看来，尽管其中也有许多可反思之处，但总体上它却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文艺的一大贡献。”
《讲话》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贡献。其中文艺必然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的观点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由《讲话》确定、完成的，以《讲话》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一种“以人民大众为本位”的美学。《讲话》面对新的形势，抓住新文学的基本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美学原则。《讲话》把文学艺术纳入军事斗争（后转化为政治斗争）的轨道，使之成为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为胜利做出贡献。毛泽东兼有政治家、军事家、诗人的身份，在抗日战争时期，把文学政治化、政治文学化，号召一切力量团结起来，抗日救亡，争取革命胜利。在救亡这个问题凸显出来，成为第一大问题的情况下，《讲话》在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中，是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而做出的激进选择。帝国主义介入造成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的被迫和被动，共产主义的传播提供了理想的转型方案。在革命的紧迫形势下，以快刀斩乱麻方式进行的社会转型将文学裹挟其中，承担了历史选择的使命，开始由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文学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继而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文学。这是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讲话》就是这个过程需要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标志性界碑。
《讲话》的历史生命力不在于或其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而在于它扎根在历史特殊的现实之中，却又能超越历史特殊现实的局限，以其基本精神与新的历史特殊性相结合，在实践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并且得到发展，影响深远。这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又一成功例证。这对当今中国也有重大意义，我们面对新情况，应学习毛泽东同志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不盲目模仿西方，而是根据实际国情，制定适合本国的正确的方针路线。
二、《讲话》体现了人民性
《讲话》分为“引言”和“结论”两大部分。“引言”直接指出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并且着重指出了文艺工作者要解决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五个方面的问题。在“结论”部分，首先分析了当前国内外形势和文艺运动的状况，然后以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为中心，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以下方面：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是革命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文艺批评的标准和“人性论”等问题。《讲话》在关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和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两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就。《讲话》从理论上深刻地阐明了革命文艺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揭示了文艺创作、文艺接受与批评、文艺发展的重要特征和规律，是我国“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和国际无产阶级文艺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理论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初步奠定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即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体系。
《讲话》提出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的观点，就是以人为本的文艺观点，虽然毛泽东没有使用“以人为本”这一概念，但以为数众多的工农兵这写作和服务对象，就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并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文艺观。解决了以前的文学并没有真正地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写作工农兵的问题。古代的悯农诗，以高于农民的姿态同情农民，“五四”时期的反映农村的作品，虽然描写对象是农民，但是在农民中反响并不大，因为作者大都是知识分子，以精英的立场对待所描写的下层农民，隔膜是不言而喻的。左翼文学中也写革命，写工农兵，但是作品中这些人物的外形、身份是工农兵，说出的话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的作品仍然不为劳动大众所接受。只有在《讲话》发表后，知识分子自觉以《讲话》为指导，改变创作立场，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去，用劳动人民的语言去写劳动人民的斗争、新生活，这些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歌剧《白毛女》等，才真正被劳动人民所接受。
为了让文艺工作者创作出符合新标准的作品，提到了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在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上，《讲话》要求有自信的、明朗的风格新文艺的诞生。对《讲话》之前发表的“暴露”杂文进行批评，告诫文艺家不要成为“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中国的革命文学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
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讲话》给知识分子指明一条光明的道路。“作为文化资本的拥有者，知识分子的身份由启蒙者转向革命者或革命参与者、追随者，思想感情、思维方式日益无产阶级化和工农兵化。”
《讲话》提到的“普及与提高”，对以后的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很有影响，《讲话》对为数众多的下层劳动人民的关注，使得农民开始重视学习文化，《夫妻识字》等作品中，潜移默化地使工农兵以识字为荣，学习知识，对今天人民大众普遍文化水平的提高打下了基础。描写农村的文学作品也对新观念的普及和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小二黑结婚》对农村封建官僚主义遗风的批判，对婚姻自由观念的宣传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讲话》对文艺作品的接受者的关注比西方接受美学、英美的读者反应批评要早近十年。《讲话》对读者的关注与接受美学又有所不同。“接受美学赖以建构的理论出发点是抽象人性论中的平等理念，它所指称的读者对象是模糊的、不具体的、没有阶级和社会地位区分的读者，而《讲话》的出发点则是基于阶级论之上的人性论，它所述及的读者对象是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其指称对象是具体的，有明确的身份限制。”
《讲话》明确地提出了文艺的接受对象是人民大众。“最广大的人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讲话》）
历史的发展证明，只有把人民的生活作为文艺反映的内容，关心人民疾苦，与人民群众心相连，关心人、鼓舞人、教育人，这样的优秀文艺作品才能流传千古。有新的写作技巧，而无人民性的思想贫乏的作品可能会引起一时的关注，却不能成为经典。
三、《讲话》体现了价值重估的精神
社会要想前进，就要解放思想，推翻旧的观念，提出适合新形势下的新观点。“五四”时期，因为外国列强的入侵，国土被割，中国人民在亡国灭种的危险之中，开始否定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打破抱残守缺的保守观念，文化精英们摧毁旧有的价值观念体系，把目光投向相对先进的西方。这是一次价值重估运动。
梁启超、鲁迅等人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个体身上的积淀进行展示和分析，教育民众去掉残害人的封建思想，坚持人道主义和民主科学的精神。“五四”时期文学社团林立，文艺思想、观点各异，但它们的共同目标是培养新的国民，增强国力。这是一次对传统文化的激进否定，试图学习西方文化来开启民智，重建国民性。
要想发展必须打破思想禁锢的堡垒，敢于创新，敢于提出新观点，敢于否定已有的陈腐理论，有时甚至是否定权威理论。科学界、思想界、文艺理论界莫不如此。以《讲话》为核心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立足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左翼文艺观点和苏联文艺理论的学习，吸收鲁迅的一些文艺观点，提出了新的美学理念，为当时的文艺工作者指出了新的创作方向，也改变了坚持原有创作理念的知识分子。
李泽厚、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学者都认为20世纪中国的启蒙文学有“沉重”“悲凉”的美学风格。与“‘改造民族的灵魂’这一总主题相联系，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两类形象始终受到密切的关注：农民和知识分子。在这两类形象之间，总主题得到了多种多样的变奏和展开：灵魂的沟通，灵魂的震醒，灵魂的高大与渺小，灵魂的教育与‘再教育’的互相转化等等”。“五四”启蒙文学的文学创作基调是“沉重的”“悲凉的”，体现着知识分子的选择的艰难，思想从传统文化中断裂出来的现代化过程。《讲话》以后的延安文艺的创作基调是明快
的、乐观的。《讲话》就“歌颂与暴露”进行了论述，认为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还没有找到光明，只是暴露黑暗，还有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而社会主义文学却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反面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一半写光明，一半写黑暗。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的，光明与黑暗被颠倒了。只有真正的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而以歌颂解放区人民的蒸蒸日上新生活为主的新文学是被提倡的。《讲话》之后的延安文艺的创作基调就成为“明朗的”“乐观的”。
《讲话》中的许多观点是全新的，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这些观点和主张有其合理性。《讲话》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颠覆和重建，对“文以载道”重新解释，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作家的世界观、作品的评价标准等观点都是前所未有的新观点。所以《讲话》也是破旧立新，迎接新时代。
四、《讲话》重视民间文艺
延安文艺是以民间为主体的文艺。毛泽东于1940年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1942年发表《讲话》，前一篇论文指出“五四”知识分子的文学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文学革命，无产阶级占人口的90%以上，现在要建设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宗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即“新民主主义文学”。《讲话》指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对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即雅与俗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进行了论述，认为对文化水平不高的广大工农兵的文艺教育要逐步普及和提高，而普及要做得更多一些。文艺作品要想让广大工农兵喜欢，吸收民间文艺的形式是最好的途径。延安文艺能取得丰硕的成果，与对民间文艺的利用和改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虽是两种不同的文学，但它们是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视民间文艺，能促进优秀作品的诞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就能发现这一规律。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种体裁的兴起，都源于民间，是经过民间的长期流传，最后进入文人的视野，再经过文人的加工提炼，成为成熟的文学体裁。
文艺大众化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建设中的一个根本问题。1922年文学研究会展开“民众文学”讨论，1923年的革命文学也有“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的主张，“左联”把“文艺大众化”作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成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并且进行了三次有关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在以前的大众化理论基础之上，《讲话》指引作家体验生活，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到民间去。延安时期文艺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注重对民间文艺的吸收和发展，形成延安文艺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活动有街头诗运动、秧歌剧运动、新歌剧运动、解放区话剧等等，都离不开当时的延安民间文学和延安民间艺术家。民间的俗曲、小调、山歌等都是广大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艺人李卜、韩起祥、汪庭有等利用民间旧形式，创作出新的艺术作品。李卜精通郿鄠戏，他把演技传授给其他戏剧团成员，当时许多著名艺术家都借鉴郿鄠戏的旧形式，创作出新型的艺术作品。有马健翎的《十二把镰刀》《两亲家》等，韩起祥能弹奏和演唱五十多种民间小曲、小调和多种民间传说故事，他也利用旧形式创作出反映新生活的说书作品《刘巧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会》《时事传》等，汪庭有用民间《诱荷包》调子编了《十绣金匾》。当时已经成名的作家都十分敬重民间艺术家，同时重视民间文学。丁玲、艾青、萧三都曾向社会介绍民间艺术家，认真评价他们的创作。在政府的号召下，边区的许多文艺机关、团体纷纷下乡采风，当时民间的民谣、俗曲、剧本、民间剪纸等多种艺术样式都得到了搜集、整理，其中许多都是民间艺术家完成的。
其中陕北民歌中各种曲调被改编，有许多新歌都成为全国人民都耳熟能详的民歌。陕北民歌有许多种，“以小调、信天游为主，还有劳动号子、歌舞曲、榆林小曲、陕北套曲、二人台及儿歌、风俗歌曲和宗教歌曲等”。
对民间文艺的吸收和改造，利用，使得延安文艺空前繁荣，当年延安的“鲁艺”（鲁迅艺术文学院）、“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边区文协”（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等文艺团体中聚集着大批的文艺家。据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造册登记，当时延安的文艺团体就有二十四个。1938年至1945年仅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毕业的就有685人。1940年底，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推动下，仅延安就有四十五个单位成立了八十多个文艺小组，小组成员达667人。“1948年春、夏由周扬同志主持编选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反映了当时创作的优秀成果。其中戏剧作品二十七种，通讯报告三种；小说十六种，诗歌五种；曲艺两种，还不包括音乐、美术在内。仅现在出版的《延安文艺丛书》中，收集到的各种类型的延安文艺作品十六卷一百多万字。”
《讲话》重视受众，也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在延安文艺的鼓舞下，广大劳动人民干劲十足，精神高扬，自信乐观，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对今天的我们仍有意义，我们要保持欢乐向上的精神，正确面对我们今天遇到的困难。当初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人民群众都能乐观自信，最后取得胜利，那么我们今天的困难较之延安时期的困难，那又能算什么呢。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已经七十多年了，其影响越来越大。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几十年后，我们再一次惊叹它的超前性、战略性、可行性。它比当代西方文论的一些观点提出得要早，比如对读者的重视（比接受美学的出现要早），比如大众参与（比狂欢化理论要早），还巧妙地把战时文艺与军事、政治结合在一起，为中国的革命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讲话》的丰富内涵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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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钟海林，延安大学文学院讲师，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编
辑：
水涓E-mail：shuijuan3936@163.com
篇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试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原因使《讲话》具有如此的魅力？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它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确确实实地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文艺观用活了、发展了。《讲话》的意义，已超出文艺的范围，它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讲话》虽说是当年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文献，但它对一系列问题的阐释已成为我们党思想文化建设上的一座丰碑。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①。此时此刻，我们学习《讲话》，纪念《讲话》，应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应当如何理解《讲话》的现实价值
这里，之所以先谈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在有些人认为《讲话》的精神和思想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已经“过时”了。所谓“过时”的说法，就是指它现在“没有用”或“用处不大”了。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我国文化和文艺领域诚然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各种思想观念的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和剧烈，但是，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说得好：“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①。七十年来的历史雄辩地证明，《讲话》在思想文化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无比巨大的。
说到《讲话》的现实价值，我认为至少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点：
其一，《讲话》提出的“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②这一思想，依然是我国文艺和文化方针的坚实基础。《讲话》主张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文艺发展道路依然具有指导和引领的作用。《讲话》指出，“为什么人”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②。这一见解，对我国现实的文艺状况也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讲话》彻底颠覆了旧有的文学法则和书写经验，以其鲜明的姿态和指向，形成了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文学观念和美学原则，其中强烈的底层关怀和底层叙事意识，至今仍是一个号角和昭示。
其二，《讲话》体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点，是我们追求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榜样。《讲话》主张：“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②我们党始终号召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讲话》可谓这方面杰出的楷模。《讲话》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道路，这对中国革命文艺事业的价值是不可限量的。
其三，《讲话》所形成的文艺理论系统，有许多是发前人所未发的创造性阐释，它使得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在现代中国的文艺观念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贯彻，使得作家艺术家的主体性得到极为有力的发挥。邓小平同志曾经说：“毛泽东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③。《讲话》可以说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讲话》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十分突出，它在文艺观念和思想方法上实现的变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讲话》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学者梅·所罗门曾这样讲道：“毛泽东在他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大众化和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和这一过程相关联的，就是要求运用艺术中的民族性和人民性因素，通过群众的朴实的表达方式和他们自己喜闻乐见的形象，来打开联系群众的渠道。”④这位论者谈到文艺的“大众化”、“民族性”、“人民性”、“现实主义”以及“打开联系群众的渠道”等观念，无疑触及到了《讲话》理论的核心。德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西格斯曾深有感触地说：“谁要是慢慢地、彻底地读一遍这个《讲话》，一定会发现以前所不知道的、但希望知道的许多问题。谁要是把它读了两三遍，就会得到所有问题的正确的解答。”⑤英国著名学者戴维·莱恩在《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
论》一书中，认为“毛泽东也描述了艺术作品生产过程的一种模式，用普通的词语论及了它的原料和创作手段”⑥。他还说：“延安《讲话》也被证明具有一种生产力，一种不是提供现成的思想，而是激发读者思想的能力。”⑥上世纪80年代，美国密西根大学出版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译本，译者为该书撰写了长达43页的“导言”，并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第一个把读者对象问题提到文学创作重要地位的人”，其许多论述都高于他的西方批评者，也高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⑤上述这些国外学者的意见，对我们理解《讲话》的现实意义还是深有启发的。
二、应该怎样看待《讲话》的历史地位
这个问题，同如何看待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是相一致的。我认为，认识《讲话》的历史地位，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放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谱系当中去考察。《讲话》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进行文学理论活动的，其创造性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的结合中生发出来的。
不妨用一个比喻性说法：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发展比作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那么，毛泽东文艺思想无疑是这条河床中水面最为宽广、流量最为宏大的一段。⑦只要研究过近一百七十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对比一下以《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同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方面的贡献，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从宏观上讲，毛泽东一生对文艺问题关注的持久和深入，涉
及面的广泛与博大，著述和言论的数量之多，内容更具新时代人民文艺运动经验总结的特点，并善于把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同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结合起来，本身又是杰出的诗人，有着丰富的文学创作实践经验，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是极为罕见的。荷兰著名学者、美学家佛克马就曾经针对《讲话》等文献说过：毛泽东在战争年代那样紧张复杂的工作条件下来抓文艺理论，说明他十分重视文艺。并且说道：“在西方，还很难找到一位政治家对文艺有如此高的期望。”⑤
篇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作者：刘春兰杨哲
作者机构：沈阳建筑大学,辽宁沈阳110000出版物刊名：党史博采：理论版
页码：13-13页
年卷期：2015年
第7期
主题词：毛泽东
《讲话》
历史意义
当代价值
摘要：本文通过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背景的分析和对其主要思想的解读,从文艺的继承性和发展性方面客观地阐述了《讲话》的历史意义,并结合当代文艺发展的前提、依据和标准方面分析了《讲话》精神的当代价值。
篇八：《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宣言书，也是二十世纪中期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发展的里程碑。《讲话》的诞生，不仅对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起着无可置疑的决定性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世界各国进步文艺工作者和革命文艺运动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很早就译传国外。《讲话》正式公开发表于1943年10月19日，时隔两年后的1945年12月，朝鲜咸镜南道就把它翻译成朝鲜文，在朝鲜出版。朝鲜是外国宣传和学习《讲话》的第一个国家。一本文艺论著问世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引起国外的重视，这在文艺界是不多见的。1946年，战后的日本的进步文艺工作者掀起了文艺革命，他们急切寻求一种适合时局需要的革命文艺理论，于是由“新日本文学会”主编，由千田九一翻译，以《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为书名，出版了《讲话》的日文译本。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在1945年的世界大战中，日本是个战败国，而且是被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人民打败的战败国。但是，日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却能抛弃狭隘的民族观念，把世界革命放在第一位，于本国战败后的第二年，就翻译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这在文艺界也是少有的。真正的革命理论，对革命人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它的传播是风快的，而且是没有国界的。随后，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法国、美国、英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印度、古巴、巴西等国家，都先后用本国的文字翻译出版了《讲话》。在印度，除了英文版外，还有孟加拉文、印地文、马拉提文、泰米尔文、泰鲁固文、马来雅冷文等各种印度文字的版本。1952年和1953年，随着《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的出版和翻译，《讲话》便通过各种文字，广传到世界各国，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光辉著作之一。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一传到国外，就惊醒了千千万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和读者。他们生活于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属于不同的种族和民族，遍布世界各个地方，具有不同的文化修养。但是，他们都被《讲话》那简朴的文字、深刻的思想和严密的科学态度紧紧地吸引住了，读后油然产生一种欣喜的敬佩心情，不禁惊呼毛泽东同志对革命文艺思想的见解和重大的贡献。一位印度作家就十分真切地表达了他对《讲话》的感受，他说：“我是在我的第二十六本著作出版后，才读到毛泽东的著名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我真希
望我能在开始写作以前，就已读到这些关于人民作家的立场、态度和写作范围，关于内容和形式问题生动的具体的意见，在读这篇文章时，我觉得象阅读一位‘朋友，哲学家和导师’向希望成为‘人民的和为人民的’作家和朋友所说的一篇亲密的当面的谈话。”这段话完全是肺腑之言，是挚诚的赞美的文字，确切地表明了《讲话》在国外深入人心的程度。其实，积极认真学习《讲话》的不只是文艺工作者，许多知识青年也都渴望阅读。例如，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组织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在一篇题为《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历史》的文章中，就十分明确地决定说：“研究会第一次进行研究的题目，就是毛泽东的《文艺讲话从”①一个外国知识青年组织，对《讲话》竟如此倾心，郑重地把它列为学习、研究的头等课题，可见《讲话》在国外影响的广泛。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讲话》的思想影响已经超越了文艺工作者和知识青年的范围，在国内固然是如此，在国外也是这样。它成为国外工人群众的思想武器。如参加早稻田大学学生“中国文学研究会”学习的D工厂工人铃木君就深有体会地说：“我本来是个封建落后的人，使我获得正确认识的是中国文学研究会，特别是毛泽东的《文艺讲话》，它成了促使我转变的关键。”②这一工人的话，具体地道出了《讲话》思想的深刻性、革命性和战斗性。许多国外的评论家都一致认为，毛泽东是代表亿万战斗生活中真正的主人—工农兵说话的。对这一论点，日本铃木君的感受和体会，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讲话》在国外为什么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讲话》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罗马尼亚作家协会书记托·赛尔玛鲁在纪念《讲话》的文章《十年以后》中就正确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渊源于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是运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于中国具体条件的典范”，“是一个具有特别现实意义的丰富的经典著作。”③这概括地说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既坚持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又发展了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既具体地解决了中国文艺界的实际问题，又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专家竹内好更进一步具体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从内容上说，接触的都是文学艺术的根本问题，并且它不是纸上的空论，而是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具体问题的解决，而达到相当高度的抽象理论。”④这就是说，《讲话》是从斗争中总结出来的革命理论，它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最富有生命力和指导意义。象竹内好一样，许多国外的评论家也都十分称赞《讲话》高度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正因为如此，无数文艺工作者都把《讲话》当作一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动教科书，在有关的评论中，经常引用《讲话》里的精辟见解，加强自己的宣传力量。关于《讲话》在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朝鲜《劳动新闻》上一篇纪念《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的文章，表述得最为确切。文章说：“毛
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从摆在中国革命的文艺面前的迫切要求出发，对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文学艺术的对象问题，以及提高文学艺术战斗性和人民性的一系列原则问题作了解答，在马列主义革命原则基础上指明了革命文学艺术建设的正确道路。”“革命文学艺术建设的正确道路”就是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是各国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时刻关心和必须正确解决的问题，是决定每一文艺作品价值高低的准则。这一问题，列宁已以新的方式解决了。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以及在对德国女作家蔡特金的谈话中，列宁明确地提出了文学应该“替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和“艺术属于人民”的光辉思想，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发展和丰富了列宁的这一光辉思想，并进一步具体地提出了与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一中心有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作家世界观问题，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批评的标准问题，普及与提高问题等。这一系列重大问题，各国革命文艺工作者在探索，但只有自《讲话》发表后，在世界范围内，才得到比较明确的认识，才得到系统、完整的解决，从而把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在国外所以产生如此深刻影响的另一个原因，是外国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和读者从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中，具体地看到了《讲话》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它的发表，开创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新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它象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照亮了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前进的道路和方向；它象甜美的甘露滋润着中国的文苑和艺坛，使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绽开了万紫千红的文艺花朵。《讲话》发表后，无数革命文艺工作者怀着一颗火热的心，积极响应《讲话》的号召，深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生活，到工厂，下农村，去部队，和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许多优秀的作品，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无敌三勇士》、《吕梁英雄传》、《原动力》、《兄妹开荒》、《白毛女》、《刘胡兰》、《把眼光放远一点》、《同志，你走错了路》、《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在国统区，尽管《讲话》恩想的宣传和贯彻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文艺工作者也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如《屈原》、《清明前后》、《升官图》、《还乡记》、《山野))、《虾球传》等。总之，1942年以后，中国文学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时期。国外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和读者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文学的这一繁荣景象。日本毛泽东选集刊行会在翻译《讲话》时，全面具体地指出了这一点：“《讲话》发表后已经十二年。这期间，在抗日战争阶段，这篇《讲话》对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对国统区文艺工作者来说，成为革命文艺工作的旗帜，成为指示新中国的新文艺方向的灯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讲话》所长期培养起来的大批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从人民的各个阶层各种
岗位中涌现出来，因而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鼓舞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对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其中有些作品已介绍到日本，给予了日本人民解放斗争以勇气，指出了战斗的方向和方法。”⑤这些评论何等中肯！它代表了世界各国文艺工作者和读者的真切心声，表达了他们对《讲话》指导中国文艺创作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的高度赞赏。从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国外广大文艺工作者和读者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成就，是以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为依据的；二，中国的这些优秀文艺作品，都是遵照《讲话》的思想原则来进行创作的；三，中国雄壮的文艺队伍是在《讲话》的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四，国外翻译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都被认为是领会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的为人民服务的作品。显然，国外广大文艺工作者和读者，不仅重视《讲话》的理论，而且更重视《讲话》的指导意义。他们从学习《讲话》的文艺观点，到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盛况，从翻译和研究一部部具体的优秀作品，到对照《讲话》的理论，从而进一步认识到了《讲话》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和伟大的指导意义，从而在内心深处牢固地确立了《讲话》的重要地位。现在，国外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方面，在国家报刊杂志上经常发表介绍《讲话》的文章，另一方面，大量地翻译中国现代文学优秀作品，这已成为他们引为自豪的使命。
正确、及时地解决了国外文艺界和广大文艺工作者面临的实际问题，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在国外所以产生那样深刻影响的第三个原因。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既具有强烈的民族特点，同时又具有超民族、带有世界性的普遍的指导意义。一位印度作家说：《讲话》不仪对中国知识分子很重要，而且对印度知识分子也很重要。日本文艺理论家原藏惟人更深有体会地指出：《讲话》关于深入群众的言论，“不仅是中国的，而应当说是一切国家的革命文学家，有出息的文学家的座右铭和工作指针。”⑥事实上，许多国家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已经这样做了，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果我们概观藏原惟人自己的国家—旧本战后文学的现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法西斯反动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民主思想迅速萌芽和不断发展。但是，由于外国的武装干涉，反革命、反人民的邪恶势力仍然十分猖狂。因此，战后的日本文艺战线出现了矛盾尖锐复杂的局面。一方面，革命的文艺家，通过艰苦的创作实践，在为日本的独立、民主、和平与中立而斗争；另一方面，反动的文学家则到处兜售腐朽、没落、散布民族前途绝望悲观心理的文学；再一方面，进步文学队伍里的一些作家，他们虽然向人民靠拢，但世界观仍保留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面临这样复杂斗争的现实，广大文艺工作者经常为文艺一系列重大问题发生争论，竭力寻求一种真正是以指导他们创作，把日本文艺健康推向前进的光辉理论。毛泽东同
志的《讲话》的译传，正如一道闪电，照亮了日本进步文艺的领空，廓清了灰濛的天宇，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心目豁然开朗，看到了革命文艺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在日本，在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斗争中，伟大作家德永直的感受最为深刻，成绩也最为卓著。他在《讲话》思想的启发下，坚定走深入工农、深入斗争实际、努力改造世界观这一根木的创作道路。他说：“向群众学习，不断改造自己，同时又进一步走群众路线，事实就是指到工厂或农村，这种从事生产的地方去。”又说“这种事给我教育最深的是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是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⑦而且，他还不断用《讲话》的思想来指导自己具体的创作实践，不断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他在那部代表作品《静静的群山》第二部后记中，就具体地谈到了《讲话》对他创作的影响。他说：“从第一部到第二部之间，整整空白了四年，其原因都在于作者，一是，作者想努力克服存在于第一部中的缺点—在第一部里，作者企图写出当时日本阶级斗争中所出现的幼稚性，但作者却是以同一水平的幼稚性来描写的；另一个是(其实是一样的)读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知道自己创作上的缺点，想努力克服它”；又说：“如果第二部比第一部有点进步的话，这都是我受了日本人民英勇斗争的鼓励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启发，努力使自己接近工人和农民的结果。”⑧德永直这样按照《讲话》的思想，内省和磨炼自己的世界观，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使《静静的群山》比以前的作品，无论在主题思想和艺术创造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由于有德永直这一光辉榜样，所以，在日本，在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中，“把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变成自己的血肉”已成为一种急切的希望了。
当然，受到《讲话》启发教育，取得显著成绩的，不止东方各国的文艺工作者；对《讲话》的学习有深切体会的著名作家，也不止日本的德永直。法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就深有感受地说过：谁研究了《讲话》，“并把他的体会应用到他的工作和周围环境中去的话，他也就是为自由与和平而努力的文艺工作者了。”⑨安娜·西格斯自己也就是这样的文艺工作者。通过学习《讲话》使她发现了许多以前不知道、但希望知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为她提供了不少正确的答案。她说：“毛泽东的讲话在我数年前读到它的时候，曾经帮助了我，它帮助我看到我的若干错误，它今后也将帮助我去避免犯错误。”⑩一个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断学习《讲话》，从而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文艺工作者，总对《讲话》抱着这样坚定的信念的。
以上大量的事实表明，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也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一样，是一部光辉的文献，它发表的四十年来，始终在启迪着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指导着他们的创作实践，成为了各国进步文艺工作者的锐利武器，在世界各地的文艺领域中，显示出了它的不朽的战斗性和深广的意义。
注：
①②《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日本》刘振赢，见《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第103页。
③《十年以后》，罗马尼亚作协书记托·赛尔玛鲁，见《新华月报》1952年6月号第202页。
④《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日本》刘振赢，见《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第104页。
⑤同上，第99页。
⑥
《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日本藏原惟人，见《文艺报》1957年第7期第8页。
⑦
《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日本》刘振流，见《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第108页。
⑧
《静静的群山》第二部《后记})，德永直，作家出版社，1957年。
⑨
⑩《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发表十周年》，安娜·西格斯，见《新华月报》1952年，6月号第201页。
篇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引言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1]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拼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
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
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
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硫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出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出造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
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矾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结论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
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容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工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
一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2]。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3]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
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4]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
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他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
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5]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二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
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认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
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拙，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6]。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
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7]，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8]，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止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止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于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
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
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共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9]，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
三
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10]。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臵，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
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四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
这里所说的好环，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
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
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
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
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看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
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
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五
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
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他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11]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
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像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12]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13]，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14]，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注释
[1]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实践论》注[6]。
[2]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
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劲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页）
[3]梁实秋（一九○三——一九八七），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任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见《三
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195一212页）
[4]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张资平（一八九三——一九五九），广东梅县人。他写过很多小说，曾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兼任教职。周作人、张资平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后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
[5]见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238页）。
[6]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
[7]?小放牛?是中国一出传统的小歌舞剧。全剧只有两个角色，男角是牧童，女角是乡村小姑娘，以互相对唱的方式表现剧的内容。抗日战争初期，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利用这个歌舞剧的形式，变动其原来的词句，宣传抗日，一时颇为流行。
[8]?人、手、口、刀、牛、羊?是笔画比较简单的汉字，旧时一些小学国语读本把这几个字编在第一册的最初几课里。
[9]?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是公元前三世纪楚国的歌曲。?阳春白雪?是供少数人欣赏的较高级的歌曲；?下里巴人?是流传很广的民间歌曲。《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记载一个故事，说有
人在楚都唱歌，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属而和者（跟着唱的），不过数十人?；但唱?下里巴人?时，?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10]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11]亭子间是上海里弄房子中的一种小房间，位臵在房子后部的楼梯中侧，狭小黑暗，因此租金比较低廉。解放以前，贫苦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机关小职员，多半租这种房间居住。
[12]见本书第二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注[3]。
[13]法捷耶夫（一九○一——一九五六），苏联名作家。他所作的小说《毁灭》于一九二七年出版，内容是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由苏联远东滨海边区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游击队同国内反革命白卫军以及日本武装干涉军进行斗争的故事。这部小说曾由鲁迅译为汉文。
[14]见鲁迅《集外集〃自嘲》（《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篇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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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解读
[摘
要]毛泽东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至今已有70多周年了，这是一部在中国新文化上具有伟大历史功绩和现实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献，也是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项重要任务。《讲话》与时俱进的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为中国新文艺的革命现实主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部著作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社会，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精神，促进社会主义与科学而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思想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文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十八大精神
一、《讲话》的发展起源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战争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产生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是继俄国伟大的十月革命之后的两个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在1941至1942年“这两年内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1]也就是说中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处于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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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4年，毛泽东又说明那时时局有两个特点：“一是反法西斯阵线的增强和法西斯阵线的衰落；二是在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反人民势力的衰落。”[2]因此，这是一个历史的大转折时期，这一转折时期存在着两种可能性：要就是敌人方面的胜利，从此世界进入黑暗时代；要就是以人民势力为主导的自己阵营方面的胜利，从此世界走向逐渐光明的时代。毛泽东同志曾经形象地形容这一时期为“黎明前的黑暗”。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具有划时代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较成熟的主要标志。
在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强调：“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3]文学艺术作为人类最重要、最丰富的精神探索的艺术样式，拥有与人类同样漫长的历史。文艺对于社会和个人两者的功用从文艺艺术活动的伊始就为人们所意识。文艺是某一种文化区域的人利用自身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对世界和外在世界的独特表述，它必然受制于该文化区域历史时段的生活样式。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过我们的整个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文艺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抗战事业的进行，繁荣了根据地的文化生活。在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强调：“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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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4]
二、《讲话》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
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方向问题，一个立场问题，并以此为核心贯穿和解决一切其他文艺问题，形成文艺理论体系，则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创造，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中国特色。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第一，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义文艺确立了正确方向――为人民服务。这个方向不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第二，从具体实际出发，科学地阐述了文艺工作者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在《讲话》中，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区别于其他任何文艺理论的根本标志。在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利用。”[6]“什么是人民大众化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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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7]毛泽东从革命的实际出发，明确的阐述了我们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原因和宗旨，这样就可以让文艺工作者从非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型的思想以及观念移出到工农兵、无产阶级中来，成为真正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毛泽东通过对中国国情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分析，根据中国革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任务、文艺实践，首次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既富有独创性，又富有中国特色，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要想我们的文艺路子永远走下去，就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方向，要始终坚持和完善文艺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的功能，这是一个长时期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繁荣昌盛的根本指针。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8]人民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主体、主人，所从事的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社会主义文艺必须为它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亦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即为社会服务，两者辩证统一关系。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服务方向，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它是文艺工作者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文艺方向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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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现了历史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既是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也是坚持文艺的源泉论。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更需要人民。没有人民就不会有文艺的发展，没有人民文艺创作也就失去了服务对象，没有人民文艺工作者，艺术也就失去了生命。文艺为人民服务，就是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体验，向群众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宝贵经验、丰富知识、生动语言，自觉地在人民生活中吸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这样的文艺才能体现出群众的真实生活，才能为群众喜闻乐见，才能深受群众的欢迎，才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三、《讲话》是如何去服务的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就要解决如何去服务的问题了，是努力于普及还是努力于提高呢？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的理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文艺创作中要处理好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9]由于群众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受教育权被剥夺，造成广大群众文盲，对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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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毛泽东提出应当先以普及为主，“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10]普及和提高的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他们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普及和提高工作不能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随着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不断地向前发展，对艺术鉴赏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要求提高，“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这种提高，为普及多决定，提高也是为人民的提高。”无论是写普及还是写提高的作品，只要出发点是为人民大众的，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就是好的东西，好的作品。毛泽东的继承、借鉴和革新、创造的理论，深刻揭示了文艺自身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理论的突出贡献，主要体现在怎样批判继承和借鉴的问题上。《讲话》中说：“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板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11]毛泽东同志如此重视继承和借鉴，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民族新文化，创造民族新文学。在批判地继承与借鉴问题上，通过经验教训，他认为拒绝接受和全盘照搬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并且说这两种倾向在过去我们都犯过，而且是“吃过大亏的”。我们学习《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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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继承与借鉴的思想和理论，只有把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学、新艺术，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使我们新时期的文学艺术向前发展。
四、《讲话》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在《讲话》的历史功绩，正是在人民大众已经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和解放区，开始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翻身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鲜明地提出了“文艺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提出了作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正是在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首先明确地指出了社会生活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首先明确地指出了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12]作家的立场和世界观诚然是重要的，但如果对人民群众的生活处于“不熟，不懂”的状态，那就势将陷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窘境。作家不仅写自己熟悉身边的事情，还要结合适应历史的发展，把后来不熟悉的变成熟悉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重要的不只是他的理性认识，更重要的是他对现实生活的感情和态度。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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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认为仍然是我们使文艺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工作者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多周年的今天，我们重新学习和研究这篇重要讲话，对于现代研究工作者来说，《讲话》既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又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其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期间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文学事业的发展，而且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是不可动摇的。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必须采取严格的科学态度，将我国的文艺事业进入新的大发展时期。
参考文献：
[1][2][5][6][7][9][10][11][1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3页，第941页，第857页，第848页，第855页，第861页，第862页，第860页，第860页。
[3][4][8]《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附件：王艳红（1988-），女，河南郑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篇十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化强国建设的启示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整风运动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为《讲话》）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讲话》是毛泽东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讲话》提出社会主义文艺要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观点，认为文艺工作者通过切实体验人民群众的生活才能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讲话》启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与时俱进，坚持为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标签：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化强国建设；启示意义；
一、关于《讲话》的历史背景
《讲話》是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产物，是整风运动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宗旨是为解决在现实生活、生产中文艺界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为工农服务。它为当时文艺界的文艺发展方向点亮了一盏明灯。
1935年10月19日，由中共中央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了位于保安县吴起镇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同年11月7日，中央机关也随之到达瓦窑堡，而后经过长时间部署和考虑中央领导陆续进驻延安。
此后，延安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知识分子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的政策也激发了民族进步分子的爱国热情。上海、武汉等主要城市彻底沦陷后，这些民族进步分子也集体赶赴延安。“据统计：在1938年5月到8月间，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达2288人，至1938年底，赴延安的知识分子人数巳达十多万。”这些知识分子的到来，使得延安热气腾腾，朝气蓬勃，成为全国抗日的大本营和全国革命的总后方。在1940-1942年期间，延安文学界里出现了一股带着强烈启蒙意识的文学思潮，代表人物主要有萧军、王实味、丁玲、艾青。毛泽东非常重视和关心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人士这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他热情地接见了许多知识分子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革命实践的发展，当时涌进延安的许多知识分子和大多数文艺工作者，在各方面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从根本上说，他们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还存在着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对革命根据地的生活与工作很不适应，感情上有点格格不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看到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并不是当时延安文艺界的主流，但它对抗战和革命事业的发展不利，也阻碍着文艺事业本身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进行延安文艺界的整风。“当年5月2至23日，中共中央在党内以整风运动为基础，并在延安召开了关于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毛泽东同志以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进行了发言，针对当时局势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做出了清晰明确的回答，其后提名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国内外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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